中国，似乎已经成为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象力。

 

30年增长的隐“协定”

正如近年已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30年沸腾的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 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地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积累下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经历了1980年代末的种种事件风波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进入90年代的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经济增长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济高速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其他诉求。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这看作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

　　作为一个嗅觉极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地把握了中国进入90年代之后的精神脉动。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

　　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种协定，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经济增长与福利促进的协定，只是一段错觉。事实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获取政绩的统计数据。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 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非常经典地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高增长的廉价密码

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官员。

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水价格、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低的环保标准、劳动标准，超高的税收优惠。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中国资源价格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巨大差价，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作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只是构成中国优势的因素之一。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

权力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的特殊禀赋。与市场经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30年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人民的社会保障、劳动阶层的工资都处于被剥夺的可能之中，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地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当成本开始释放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所谓的经济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

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

http://www.julietlee.com/

"I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anjing with a degree in Geology and later taught Chemistry there."

没能凭借高超的google技巧再八出其他内容。。

"It's rare that a writer truly lives a book, commits himself to the rhythms of a place, and turns research into something deeper. For the past two years, Michael Meyer has lived and taught in the hutong neighborhoods of Beijing; nobody writing in English knows this world as well as he does."

      — Peter Hessler, author of Oracle Bones and River Town

前卫中国：在泡沫中狂欢

 

刘 柠

2007 年，随着奥运会的临近，中国经济开始冲刺：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去年全国GDP增长11.4%，CPI（价格指数）增长4.8%；在北京、上海等 一级城市，一年内房地产价格至少上涨一倍，涨幅超过过去6年的总和；资本市场更是一片尖叫，5年未遇的牛市令人血脉贲张。

行情最看好的，既不是房地产，也不是资本市场，而是艺术品市场。这个市场的发力，非自去年始。但从2000年至今，海外对中国艺术品市场价值的整体评估，已 上升百倍以上。曾几何时动辄被警察取缔，长期以来在社会边缘辗转流浪的前卫艺术家，在前卫艺术的“政治正确”性确立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时尚的新宠，随便 翻开一本刊物，艺术家的名字与娱乐明星、著名电影导演和开发首都CBD商圈的大地产商等“成功人士”一起，装点着时尚杂志的封面。在北京的798和上海可 以俯瞰“新天地”的顶级商业画廊中，每个晚上都上演鸡尾酒派对，脱下工装服的艺术家西装革履；继法国尤伦斯（UCCA，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抢滩798之后，纽约的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和巴黎的蓬皮杜中心（Pompidou Center）正考虑在北京建立分部。

“十 年修得同船度，百年修得共枕眠。”艺术与资本如此“和谐”的结局到底是不是艺术家所期待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是自从前卫艺术运动在本土出现（指当代，远的 不算）至今，3代艺术家中前两代修来的善果。正如在798修葺一新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刚刚落幕的“85新潮回顾展”主展厅的墙上所写的主题词所说 的：“我认为中国艺术家除了没有钱，没有大工作室，什么都有，而且什么都是最好的。”纵然经历过饥饿、贫困，治安联防和警察的追剿，国家体制与资本的放逐 及艺术家的自我放逐，我们念兹在兹的前卫艺术家们矢志不渝，不懈打拼，终于以自身的努力和偏执，创造了“前卫中国”（Avant China）的艺术品牌，迎来了全球化时代“创意中国”（Creative China）的艺术新浪潮，从而向世界证明，中国艺术家“什么都是最好的”。因为“什么都是最好的”，“大工作室”自不在话下，大House、“大奔”、“大蜜”也应运而来，成为今天牛逼艺术家“成功”的标识。

继 去年3月，张晓刚的油画《血缘系列：三位同志》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拍出211万美元的高价之后，中国前卫艺术品的价格一路飙升：11月，在北京保利秋 季拍卖会上，刘小东的油画《三峡新移民》以2200万元的价格被一位本土企业家收藏；同月的香港嘉士德（CHRISTIE’S）艺术品拍卖会上， 旅美中国艺术家蔡国强的《APEC景观焰火表演14幅草图》以7424万港元的天价，创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进而，在位于四川成都郊外的著名风 景胜地青城山麓，由地方政府主导并划拨土地，由开发商投资，日本一流设计师设计，专为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等8位国内顶尖艺术家兴建，最终产权 归艺术家个人所有的私人美术馆群（青城山"中国当代美术馆群，由8座私人美术馆和1座中心美术馆构成，共占地110亩）建设项目启动，将在今年内竣工并投 入使用。如此大手笔的艺术开发，不仅国内是破天荒，世界上都鲜有先例。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资本，不仅作为酵母，使艺术品市场发生“化学反应”，而且早 已成为决定性的主导力量：不仅决定艺术品的价格，而且决定艺术家的归属，甚至前卫艺术的发展方向。乃至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前卫艺术是一场 “新革命”，其本质在于“艺术向资本主义致意”。

其实，岂止是“向资本主义致意”，短短几年时 间，中国本土的艺术商业机制迅速成熟，其商业化程度甚至已然超过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美、欧、日等国，堪称“优等生”。4年前，北京的艺术区还只有798 一处，现在有不下十处（草场地、索家庄、环铁、宋庄等），并蔓延至全国7个城市；5年前，商业画廊不足30家，现在有数百家（仅798内就有206家）； 5年前，国内拍卖当代艺术品的拍卖行不超过5家，现在超过50家。今天，哪个资深艺术家不是“前店后厂”式经营，哪个展览会不是展销会？批评家做策展人， 策展人当经纪人，甚至索性开画廊——批评家、策展人、经纪人一体化，中国之大，几乎已没有免费撰写艺术评论的批评家和免费发表评论文章的艺术类刊物。在中 国市场的强烈诱惑下，苏富比和嘉士德这两个艺术拍卖的百年老店，甚至打破成规，越过画廊等中间环节，向艺术家直接索画；至于相反的情形——艺术家送货上门 （送自己的作品给拍卖行），早已不是新闻。某种普遍的价格焦虑，竟然让践行百年、代代相传的游戏规则遁于无形，令人哭笑不得。

在这种过热的商业机制催生下，一代，不，几代艺术家迅速致富。百万、千万富翁已碰鼻子碰眼，即使是亿万富翁，恐怕也不可以屈指计。已“崛起”的艺术家，为谋 求更大的成功，不惜把艺术创作的个性劳动生产线化、工业化，以雇工（助手和“枪手”），甚至公司化的运作，来满足市场的需求，被有些评论家奚落为“艺术资 本家”。

为应对“画廊比画家多”的僧多粥少局面，一场空前惨烈的人才争夺战已经白热化。张晓刚从 出道到成名用了近20年时间，新锐艺术家只需几年，甚至连专业艺术教育的四年寒窗都无需熬完即可成“腕”——可谓“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统统被艺术商业 体制一网打尽。一些美院油画系、雕塑系毕业班的学生，先于学位证书，拿到的是画廊的合约，人尚未出大学校园，便开始以6位数的价格出售作品。在慨叹“江山 代有人才出”、“青出于蓝胜于蓝”之余，也不禁为新生代的小艺术家们捏把汗：毕竟嫩了点，除非艺术从此不复是表现人生和痛苦的“恶之华”。

不过，多思也无益，当下艺术反正离痛苦是越来越远了，日益成了某种近乎中性的“纯粹”艺术。自从发明了“玩世现实主义”（Cynical Realism）和“中国艳俗”（China Kitsch）之后，任何痛苦、不公正、恶趣味都可以用这俩“万能”概念来套，套上之后，原先的感受便消解于无形——这是为什么本土前卫艺术中何以有那么多玩世、艳俗形象的答案，也是为什么转型期的中国何以越来越像一个艳俗的大卖场的答案。

如 果说，八、九十年代的艺术家是“痛并快乐着”的话，那么今天的艺术家则是“乐并麻木着”，像极了方力钧笔下的秃头泼皮和岳敏君作品中咧开露出32颗雪白牙 齿的大嘴烂笑的哥们。一个不争而可悲的事实是，繁荣的泡沫一日不破灭，中国前卫艺术便会在泡沫中狂欢不已，并在狂欢中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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